1965年5月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，会见遗孀谢梅香等人。谈到当年的旧事，他说：“袁文才、王佐不在了，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。”这句话没有长篇铺陈，却把一段多年未能放下的历史重新带到了人们面前。
许多人后来把责任直接归到彭德怀身上，称为“彭老总错杀袁、王”。但事情并非一纸命令、一个执行者那么简单。1930年2月，湘赣边界内部矛盾激化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、准备攻打吉安为名，召袁文才、王佐到永新开会，随后发生了震动井冈山的悲剧。
袁文才1898年出生于宁冈，早年读过书，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是同窗。王佐则出身贫寒，曾以裁缝为生。两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革命家，早年因受地方豪强欺压而聚众自保，后来又接受改编，形成了带有明显地方武装色彩的队伍。
这种经历，既让他们熟悉当地山川和人情，也使他们保留着浓厚的江湖习气。袁文才讲义气，重部众，王佐同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。他们愿意反抗豪绅，却未必能够立刻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；愿意支持革命，却不愿把多年经营的队伍轻易交出去。
1927年秋，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转入井冈山。要在这里站住脚，必须处理好与袁、王两支地方武装的关系。毛泽东没有贸然夺权，而是采取了先交朋友、再谈合作的办法。一次会面中，他送给袁文才一批枪械，袁文才则回赠银元，并同意红军在茅坪设立医院和后方机关。
这一步很关键。
红军获得了落脚点，袁、王也看到了另一种可能。1928年2月，朱德率部与毛泽东会师后，两人的队伍被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，袁文才任团长，王佐任副团长。此后，他们参加攻打永新、龙源口等战斗，成为井冈山斗争中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问题也由此埋下。
井冈山地区长期存在土籍与客籍之间的矛盾。当地党政干部多为土籍，袁文才、王佐及其部众则与客籍社会联系较深。民间曾有“土籍的党，客籍的枪”一说，虽不完全准确，却反映了权力与武装分立的现实。
袁、王掌握部队，地方干部掌握党政事务，双方难免互相提防。有人认为袁文才不服从调度，有人指责地方干部借整编之名削弱他们的力量。矛盾一旦夹杂私人冲突、枪支归属和地盘问题，就很难再靠几次谈话化解。
1928年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曾通过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的文件，其中有对土匪武装采取强硬措施的表述。毛泽东看到后，没有简单照搬，而是认为袁文才、王佐虽有旧式武装习气，却不能同普通土匪等量齐观。后来，他还设法调袁文才离开原部队，担任红四军参谋长，意在换个环境，逐步完成改造。
有意思的是，袁文才后来看到文件原文，发现其中涉及对类似武装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”的内容，心中顿生疑虑。他连夜返回井冈山，把情况告诉王佐。何长工得知后，一面批评他们擅自行动，一面解释政策并未针对二人执行。两人虽然暂时安心，心里的戒备却已经形成。
猜疑最难消除。
1930年2月23日，袁文才、王佐到达永新后，与主持会议的干部发生激烈争执。双方互相指责，甚至把手枪放在桌上。会议没有解决分歧，反而让一部分人认定，袁、王的部队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障碍。
随后，湘赣边界特委方面向红五军报告，要求协助处理地方武装问题。彭德怀当时负责红五军，按照主力部队接受地方党委领导的规定，他必须考虑特委意见。彭德怀曾有迟疑，但最终派出部队进入永新。
这里必须说清，开枪杀害袁文才、王佐的并不是彭德怀本人。1930年2月24日拂晓，红五军部队包围了两人的驻地，随行人员冲入袁文才住所，将其杀害；王佐听到枪声后从后窗逃走，随后遇难。彭德怀承担的是执行地方党委命令的军事责任，直接策划和实施过程，则牵涉朱昌偕、龙超清等人。
事发之后，袁、王部众迅速分化。有人逃回井冈山，有人投向国民党地方武装，也有人被遣散回乡。红军不仅损失了一批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和战士，更严重的是，井冈山群众对这场内部清洗产生了强烈不安。
失去信任，比失去几百支枪更难弥补。
1930年5月，红五军撤离井冈山地区，红军后来多次尝试恢复这里的局面，却始终付出很大代价。国民党方面则把袁、王被杀宣传成红军内部火并，借机瓦解当地群众对革命队伍的支持。
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极为痛惜。1939年10月，陈正人回忆，他曾听毛泽东说过：“这两个人杀错了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对此事的判断并没有改变。1950年，袁文才、王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；1951年，张国华向毛泽东谈到这段往事时，毛泽东仍认为，这支地方武装对革命有过重要作用，有些独立性并不等于必须除掉。
彭德怀后来也曾承担过沉重的心理压力。对他而言，那是一次服从组织命令的军事行动；对毛泽东而言，却是井冈山创建过程中一次本可避免的政治失误。袁文才、王佐有缺点，部队也有旧习气，但他们曾为红军提供道路、情报、粮食和立足之地，这些贡献不能因为后来发生冲突便被抹去。
1950年后的平反，并没有改变1930年2月那几声枪响造成的损失。井冈山的山路仍在，茅坪的旧址仍在，而袁文才、王佐已经永远留在那场没有赢家的内部冲突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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